马庆钰：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急需增加制度供给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推进经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也呈现出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格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作为慈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募基金会无疑也面临巨大的想象空间。

　　11月22日~23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为新格局下的非公募基金会谋划未来。论坛召开之际，《善达网》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请他谈谈非公募基金会的未来想象空间。

　　非公募基金会的三个困境

　　善达网：近年来公益界有个现象，就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很快，数量和规模增长速度在年均100%以上，成为社会组织的生力军。作为一位业内专家，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马庆钰：这与中国30多年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财富规模扩大直接相关。而且，在中国步入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后，政府下决心在“改进社会管理”和“改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改进社会参与”，并相继出台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慈善法》、“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及着手修订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文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大的政策和制度空间。

　　还有就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如城镇与农村贫困问题、老龄化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大量社会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家的担忧。他们创立非公募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自发组织，决心为改变这种现状贡献资本和力量。

　　善达网：这与20世纪初美国的情景颇为类似，洛克菲勒、福特等一些资本家意识到巨大贫富差距及百姓怨声载道背后的潜在危机，拿出钱来创立了很多公益基金会。

　　马庆钰：创立非公募基金会等非官方组织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非公募基金会能够汇集民间资本，通过在社会领域的服务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比上个世纪的美国而言，我国现阶段的非公募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承担着更为特殊的时代使命，要推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良性调整，推动社会组织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要引领社会慈善道德文化，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

　　善达网：自我国第一家在民政部登记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据统计，现在总数量已达3598家。非公募基金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你认为面临哪些需要突破的困境？

　　马庆钰：虽然非公募基金会整体发展呈较为良好的上升趋势，但我们也要承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无论从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来看 ，还是从总资产和支出规模、以及慈善捐赠总额和对GDP和就业等多项指标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其次，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方向大都偏好于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等救济领域，而致力于健康医疗卫生、艺术文化、公共服务、社区发展、政策倡导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资助则较弱。也就是说，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在使命的追求上与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

　　第三，非公募基金专业化和职业化不足，远远不能满足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缺乏既懂公益又有市场化运作能力的人才，基金会不能自我造血，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善达网：其实，这三个方面更多的是非公募基金会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的制度困境应该也很突出。

　　马庆钰：没错。尽管随着社会组织发展改革的展开和推进，尤其是《慈善法》的出台，非公募基金会的整体环境逐步从偏紧的控制走向相对宽松的管理。但制约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因素依然不少。首先，税收优惠需要更有实质性安排。目前非公募基金会申请免税资格还是不容易，而且即便申请成功的非公募基金会也仅仅享受捐赠、政府补助、会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孽生的银行存款利息五项收入免税。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不能免税，还有基金会用来投资的收益也不能享受免税。按照现在的优惠政策，非公募基金会主观上不想且客观上很难做大做强。与此相关的是相关的税务账簿、凭证和会计制度以及发票管理都不太完善，各种票据使用比较混乱，给税务部门带来困扰，税收优惠也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