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数千年 厚德重道为根脉——秦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西安财经大学秦商历史文化馆中的展品。  通讯员 洪文琦摄

陕西省秦商总会联合总会副会长单位——陕西中银投管理有限公司在紫阳县汉王镇五郎小学举行书屋捐建活动。受访者供图

9月18日，学生在西安财经大学秦商历史文化馆内参观学习。  通讯员 洪文琦摄

一部火出圈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沉寂多年的秦商。秦商代表人物周莹凭借卓越的经商才能，创造了一部秦商传奇。成为富商大贾的周莹，兴水利、办教育、建文庙、助军饷，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从个体到群像，历史上的秦商虽几度沉浮，可“厚德重道、勇毅精进、融创实干、义利报国”的秦商精神，犹如涓涓细流，早已沁入广大秦商的心田。

作为陕西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秦商已是陕西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凡是在陕西投资兴业、与陕西结缘结亲、为陕西发展作出贡献的海内外企业家朋友都是新秦商。进入新时代，已内化于心的秦商精神正成为激励新秦商进行历史创造的内在动力，成为他们完善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源泉。

驰骋在丝绸之路上

秦商，即陕商。按地域亲缘关系划分的商帮中，秦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商帮。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天工开物》作者、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曾在其著作《野议·盐政议》中如此论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帮，秦商曾与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

事实上，在成为商帮之前，秦商已经在历史长河中绵延千年。他们“以商事国”“以商兴国”，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西周、春秋时期发轫到秦汉时期开始出现名闻天下的大商贾，再到隋唐时期，秦商作为帝都商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与古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丝路兴，天下通。

然而，古丝绸之路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一百多年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芮乐伟·韩森在其著作《丝绸之路新史》中写到，这是一条充满艰苦的商路。

尽管艰辛，可秦商仍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力量、商业力量。西北大学教授、秦商研究专家李刚认为，陕西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轻生重死”，这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强悍性格，使得其能够适应丝路贸易艰苦的环境。

西安财经大学秦商历史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耿雪凤介绍，隋唐宽松开明的开放政策，使丝绸之路空前兴盛，引来商贾云集，来自突厥、回纥等地的西域胡商和来自大食、波斯等地的外商聚集长安，进行商品贸易。秦商积极参与其中，与外商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从而开创出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融合的盛世图景。

“他们诚信经营，以商兴国，驰骋在世界商业贸易的舞台上，扩大和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丝绸之路更具有国际意义。”耿雪凤说。

成为“天下第一商帮”

“如果从明清时期产生的‘十大商帮’立论，陕西商帮无疑是中国‘十大商帮’中产生最早、资格最老的‘天下第一商帮’。”李刚在其主编的《千年秦商列传》中这样表述。

明朝初年，陕西商帮正是利用“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以及地处西北交通枢纽的地缘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早的商帮。

虽得益于政策机遇，但以陕西商帮为代表的秦商，其发展历程及成就，却与自身的不懈奋斗关系密切。

历史上，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被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但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

学者李亦人在其所著的《西康综览》中分析秦商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总结认为：“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这种不畏艰险、锐意经营正是秦商的基本特点。

不畏艰险、锐意经营的特点，曾让秦商在历史上叱咤风云500余年。也正因其鲜明特点，明、清政府相继在陕实施“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政策，把陕西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效益优势，秦商因此成为“天下第一商帮”。

明末清初，秦商迎来历史大发展，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秦商，其中尤以周莹最为引人注目。

也是在这一时期，秦商在发展商贸中形成了食盐、茶叶、布匹、药材、酿酒等八大产业。以盐业为例，明朝初年，秦商持引到扬州贩盐，打造出明朝初中期淮扬盐场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长期占据着扬州盐业的“第一把交椅”。

明末，秦商“弃淮入川”，将资本撤向四川，投资自贡的井盐业，形成“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的情形，促成了自贡井盐业的繁荣。随后，秦商把握“川盐入黔”的机遇，进一步扩张到云贵地区。

李刚认为，秦商做生意实在，不欺不诈，按质论价，具有“关陇军人”的宏大气魄。秦商富贵后，不仅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俭朴，而且还造福邻里、惠及乡党。

这些特点，让秦商发达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正因如此，秦商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

以商兴国  以商报国

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秦商“资本荡然”，没有完成向近代商人的转变而解体。

《千年秦商列传》记载：“随着陕西经济的恢复和缓慢发展，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使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政权建设，推动了陕西商业和陕西商人的发展，使陕西商人在民国时期仍有一个不小的发展余波，并对陕西今日商贸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发展余波，与一条铁路线关系密切。1935年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和宝鸡，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改变。在新的经济格局中，涌现出了包括民国西安饭庄创始人冯克昌、民国“西北纺织大王”石凤翔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商人。

同一时期的延安，以王克玉为代表的数名“红色商人”在陕北的艰苦环境下发光发热。在这里，他们帮助边区西北贸易总局和采办处采购布匹及军用器材，积极投资兴办边区商业，繁荣边区商业贸易。

“秦商之所以商脉不绝、代代有人、永续发展，就在于他们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培育和发挥了秦商精神。”陕西省秦商总会执行会长刘阿津认为，正是这种秦商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秦商，在商贸领域纵横捭阖，竞争求胜，创造出辉煌的历史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大批重点工业企业在陕西落地生根，一件件“大国重器”从这里产出。改革开放后，秦商掀起了迅速发展的热潮。20世纪末，秦商开始呈现出抱团发展的态势。1996年，全国劳动模范吴桂贤当选为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首任会长，自此有了第一家秦商在外省设立的商会组织；1997年成立的“香港陕西联谊会”，是第一个在港澳成立的秦商商会……

2009年11月，由陕西省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秦商大会在西安举行，为新时代秦商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进入新时代，秦商也遇到了最好的发展时机。陕西省秦商总会秘书长曹向阳说：“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对陕西人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而秦商在漫长的商业奋斗中所积淀的商道精神，也必将重新焕发出惊艳世人的夺目光彩。”（记者 周明 见习记者 李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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